《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著者运用翔实的资料，细致考察和论证了中国的大学、大学研究院、独立的专业研究所、国家研究院等现代学术机构以及专业学会、图书馆、出版社等相关学术附属机构的渊源、流变及特色。体例严谨，史论结合，学术价值高，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主要是对1928－1949年彝族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学术成果突出的团体对彝族研究进行学理思路和学术方法的讨论和反思，审视现代彝族研究的学术渊源和视角特点，呈现学术传统的生动图景。 　　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现代彝族研究史的著作，也是第一部通过聚焦于单一民族来分析我国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发展过程的著作，首次对我国彝族研究之现代学术的确立与走向作出了系统的清理，它填补了现代彝族研究学术史的空白，尤其在彝族研究的学术史钩沉与评论中有重要建树。 　　有别于过去常见的学术史论述，作者不仅记述知识的生产，而且还分析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构建之复杂关系。他不仅把彝族研究发展史看作一个有关彝族知识的积累和进化过程，而且还揭示了前现代彝人叙事与现代彝族研究之间的断裂，以及这种断裂与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构建的复杂关联。 　　国际彝学已走过了百...(展开全部)

近年来后现代史学在中国颇受重视，西方相关作品之译作也受到知识分子欢迎，不过以后现代史学的问题意识来研究当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发展、特色与局限，本书应属首创之作。传统中国的思维模式与思想架构如何能与近代西方学术接轨，一直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大课题，过去虽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却乏人从制度（尤其是大学）建构的角度来探讨这一课题，本书深入地分析了西式大学引进中国后，在打破国学框架、重组知识结构乃至训练一批专业史家，进而建立一套专业学术规范等方面所扮演的重要功能。 本书不仅是一部史学史的作品，更具有学术史、思想史、制度史乃至教育史等多重面向，也可为其他学科找寻自身知识建构历程的借鉴与参考。

现代作者第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立足现代，通变古今。与古贤为伍，和20世纪大师对话。自成一体，不乏特见。文风典雅好读，文笔行云流水，文字一气呵成。

本书为余英时先生评价恩师钱穆的文集。余先生以此作为纪念钱穆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献礼。文集既收录了和钱穆先生直接相的文字，也包括二三篇间接涉及钱先生的学术和思想的文章；其中有对恩师的深切怀念，更着重肯定了钱穆先生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并对质疑钱先生学问的观点予以了回击。

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其为学、从教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书由王瑶先生弟子陈平原编集而成，汇集了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前后诸多研究论文和回忆文章，触摸种种历史的细节，梳理了一个学者与一个学科、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关联和互动，对于我们理清现代中国学术史有很大帮助。

王瑶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其为学、从教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书由王瑶先生弟子陈平原编集而成，汇集了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前后诸多研究论文和回忆文章，触摸种种历史的细节，梳理了一个学者与一个学科、与现代中国学术的关联和互动，对于我们理清现代中国学术史有很大帮助。

本书旨在探讨中华文明与中华神话学的关系。利用渊源和土壤、引进与转型两章讨论一点，即中国神话学为何须有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视角，用方法与证据、神话与古史探讨已经有的中国神话学能在中国文明探源方面总结出哪些特点和经验。

《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讲述了：“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在民国知识界蓬勃兴起，主要是缘于它符合了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产物；同时，新史料的发现与新方法的运用，以及学者们普遍抱有的“与外人争胜”心态，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长期兴盛。但因为受到自身缺陷的极大限制，尤其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整理国故”运动终于不合时宜，不得不逐渐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

《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内容简介：全书对19世纪30-40年代发表的古史辨派的重要学术论著，作有逐节的细致分析，以此为基础，展开若干专题研究。指出：以顾刚颉、钱玄同、童书业、杨宽等人为主体的“古史辨派”，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衍变过程。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其着眼点为先秦两汉学术史问题，依循晚期今文经学康有为、崔适之说，重点坐实刘歆助莽篡汉及遍伪先秦典籍，特别是伪窜《周礼》和《左传》，从而将“古史辨派”的治学精神演绎为辨伪之学，将中国古代史学传统演绎为“造伪”与“辨伪”两大主线。这一结果改变了胡适所倡导的“假设”与“求证”两步走的实验主义原则，将假设直接判定为结论，最终导致了顾颉刚与胡适的学术分歧，也导致了顾颉刚与钱穆的学术分歧。古史辨派的潜在影响至今仍在。...(展开全部)